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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制造业形势严峻,将何去何从

信息来源:/??编辑:襄阳发动机维修??发布时间:2018-06-29 09:06

  自2004年以来,沿海地区的民工荒逐渐演变为普遍的招工难和涨薪潮,大幅度提高了制造业的成本,引起了人们对中国能否保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竞争优势的担忧。既然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,迄今为止中国制造业获得的巨大全球份额,靠的就是丰富且低价的劳动力,而且事实也的确如此,那么,随着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提高,因而不断削弱这一要素成本优势,许多制造业行业的国际竞争力终将丧失,产业向外转移似乎是必然的。

  价值链位置才是制造业竞争力

  许多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曾经占有巨大的制造业份额,后来相继被中国沿海地区所超越。在遭遇了金融

  危机并且复苏乏力、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压力下,这些国家当然希翼能够把制造业转移回国内。例如,美国明确提出了“再工业化”、“重振制造业”等政策目标,并且成为了奥巴马总统的竞选口号和竞选举措。经济学家也为此制造了充分的理论基础、经验证据和舆论材料。

  例如,保罗·萨缪尔森从理论上推导出美国“无就业复苏”的受害者或者“占领华尔街”的急先锋们,实际上是国际分工的直接受害者。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,曾经热衷地推崇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,称其是社会科学中首屈一指既正确且重要的理论,但几年前又与时俱进地证明了,全球化并不必然使加深贸易的各国均等地获益,而在受损的或获益较少的国家内,由于劳动力不是同质的,那些低技能群体则因全球化而成为受损者。

  还有的经济学家发现,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两极化倾向,即高低两端岗位增长较快,而需要一定技能的中间层次就业岗位减少,降低了低收入家庭受教育激励,进而低端劳动者的教育水平不适应产业结构变化。随着全球化深入,可贸易部门的岗位大量外流,使得这个群体被新的国际分工排斥在外,最终表现为美国社会产生大量的穷人,收入差距不断扩大。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·斯彭斯也发现,过去20年里美国的可贸易部门没有创造任何新增岗位,并断言产业外迁摧垮了美国经济。

  可见,无论是就事论事还是为了选战的需要,奥巴马总统把迁出去的岗位拉回美国的意图是真诚的,也算是合乎逻辑。问题在于是否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。乔布斯逝世前曾经促成了一次硅谷企业家与奥巴马的会面,其间奥巴马问乔布斯能否把苹果在中国的工作机会带回美国,乔布斯直言不讳地回答:那些岗位回不来了,除非你能够培养出3万名合格的工程师。乔布斯的话没有说完,其实他还应该补充:“除非你能够找到性价比堪与中国相媲美的一线工人”。那么,美国的教育和培训能够提供出这些工程师和工人吗?

  虽然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大学教育,在科技创新领域继续占有领先地位,但是,前述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,即对人力资本要求高的产业和对人力资本要求低的产业扩张快,而处在中间的产业处于萎缩状态,一度形成所谓“从中学直接进入中产阶级”模式。许多青少年不读大学,甚至高中入学率也大大降低,整体人力资本水平下降。例如,美国2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,从2000年的13.22年降低到2010年的12.45年,其与世界173个国家同一指标的中位数的比率也相应降低。至今,在美国已经找不到既接受一线岗位报酬,又胜任普通熟练程度技能的工人,遑论制造业回流。

  其实,美国也好、日本也好、德国也好,都仍然堪称制造业大国,其制造业在价值链上的位置远远高于中国。政治家有所不知或者故意不讲的是,利用保护主义的手段抑制或伤害中国制造业,并不能把相同的岗位回流到这些国家。因此,结论是中国制造业不会转移回到发达的工业化国家。不过,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变化也说明,值得探讨的问题越来越在于,中国制造业在攀升价值链的过程中,将越来越遭遇与这些国家的直接竞争。因此,所谓保持制造业竞争力的命题,实际上等同于能否在更高的价值链上获得竞争力。这种新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劳动力数量或工资成本,更取决于劳动力质量或人力资本。

  中国人口红利的深化:“数量型”变为“质量型”

  中国制造业固然不会流回到具有刚性的高工资和高福利发达国家,那么会不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,特别是那些被认为具有潜在人口机会窗口的国家呢?中国于2004年到达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为标志的刘易斯转折点之后,预计在2013年到达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、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的人口红利转折点,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趋于消失。与此同时,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落后于中国,还可以预期要经历劳动年龄人口继续增长的一段时间。如果这些国家潜在的人口红利可以转化为丰富而低价的劳动力资源,按照著名的雁阵模型,就具备承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条件。

  创造过“金砖四国”概念的高盛

  集团,后来又制造了一个具有经济增长潜力并且与人口红利相关的“新钻11国”的概念。这些国家分别是韩国、印度尼西亚、墨西哥、巴基斯坦、菲律宾、孟加拉国、尼日利亚、伊朗、越南、土耳其、埃及。由于其中韩国是一个高收入国家,并且其人口转变进程与中国相仿,实际上不应该在这个分类之中。而没有包括在“新钻11国”中的印度,反而更符合在劳动力供给潜力和工资水平与中国构成竞争的标准,所以,大家将印度替代韩国纳入与中国的比较之中。潜在的制造业承接国家无疑远远超出这个范围,这里仅仅是以这些国家为例,想要说明的道理将会具有一般性。

  在上述国家中,有的无疑在劳动力成本上面比中国有优势,如在印度、越南和孟加拉国等国家,人均GDP和工资水平显著低于中国。但是,土耳其和墨西哥的人均GDP大大高于中国,工资也比中国高出很多,因此从劳动力成本角度尚不构成很大的竞争力。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事实是,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劳动力大国,上述国家加总起来也无法代替中国的地位。例如,2010年在全部进行比较的12个国家中,15-64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中,中国占到了38%的绝对多数比重。如果不包含印度这个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的话,中国在全部劳动年龄人口中的比重更高达55%。即使到2020年,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仍然保持很高,高于许多其他国家。

  中国劳动力的庞大规模和占绝对优势的比重,决定了这些国家替代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可能性,至少从目前来看还是微乎其微的。也就是说,即使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一个较小比例转移到某个或某些国家,都会引起相关国家劳动力需求的强劲提高,以致劳动力供给不足,进而因工资上涨而降低其竞争力。近年来人们已经发现,在一些尝试承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,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的趋势十分明显。以印度为例。虽然该国人口规模和劳动年龄人口规模都十分庞大,但是,由于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低,2010年2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4.4年,很多人并不能胜任岗位的要求,因此,实际上印度的有效劳动力供给并不充足。由此可以说明为什么按照某种标准,印度工资上涨幅度连续10年居于亚洲各国之首。

  可见,观察劳动力供给不仅要看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,还要看劳动者的技能是否符合岗位的要求。换句话说,劳动力数量与人力资本共同决定着制造业的归宿。大家来看25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情况。在11个与中国进行比较的国家中,只有墨西哥和菲律宾的受教育年限高于中国,大约高13-14个月。而更多的国家在人均受教育年限上大大低于中国,如孟加拉国比中国低33个月。如果大家计算25岁及以上人口总量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积,作为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总量的话,则2010年中国在这12个国家中所占比重超过50%(图1)。

  根据2000-2010年期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增长速度预测,2020年中国2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.63年,届时中国人力资本总量仍将占全部12个国家总量的45%。这个预测有两个含义。其一,今后10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仍然将保持巨大的优势。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一定份额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,但是,中国作为这类产品制造者的地位不可能完全被替代,甚至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替代。其二,中国保持制造业大国地位的关键,是人力资本积累或教育发展的速度和质量。人口转变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,第一次人口红利终究要消失,但是劳动力素质可以加快提高,第二次人口红利可以是无限量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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